楊年熙：健全車險防止車禍殺人

www.guilinhy.com 來源：互聯網作者：俠名類別：汽車美容技術時間：

在關于藥家鑫案的眾多評論中，有一篇是設想“假如藥家鑫案發生在美國”。作者徐賁指出，若在美國，藥家鑫不屬于“一級謀殺”，不一定會判死刑。對長期生活在西方的人，此言不足為怪，即使不明法律細節，也不太會感覺個人信念遭冒犯，乃至怒不可遏。

進一步想，其實問題不全在判決輕重，而是這種案子根本不可能發生在美國，也不會發生在法國。美國和法國，以及其他先進國家，盡管照樣有江洋大盜或殺人魔王，但是出不了藥家鑫這樣交通肇事后揮刀殺人的“普通人”，因為有保險公司負責賠償，沒有任何鋌而走險，押上自己一生的必要。

藥家鑫應受法律嚴懲，但對此事的反思，不妨往深走。藥家鑫在敘述他攻擊倒地的張妙時，反復說道，“他們說撞傷不如撞死，鄉下人特別難纏……”他若在美國或法國開車，不可能有這樣一個觀念在那驚險時刻浮現腦海，因為沒有人會告訴他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事情。他唯一的反應將是趕緊撥電話求救，這才是一個沒有任何前科的大學生該有的常態。

日前，一名旅日留學生在上海浦東機場連刺接機的母親數刀，唯一上前救助的是名外籍人士。這種臨危救急的反應，在“老外”那里，是不必經過思考的反射性行為，中國人則得思慮再三，怕惹禍上身，也就顧不到人命為大了。怎么會如此？除了人和人之間的疏離和互不信任，也還是制度不周全的問題。在法國，在自身沒有危險的情況下“見危不救”屬刑事罪，不必是肇事者，最高可被判五年監禁、75000歐元罰款。

如果駕車將人撞傷，賠償全部由保險公司處理和負擔，藥家鑫還會起殺念嗎？

中國汽車保險業發展過程曲折。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1950年便開辦了汽車保險，但認為對肇事者做經濟補償會導致事故增加，而在五年后停辦，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又從辦理涉外業務的汽車保險開始。到1988年，汽車保費收入超過了20億元，但是對第三者責任險的最高賠償額僅5萬到10萬元，碰到重大交通事故聊勝于無而已。而在歐美，此類賠償動輒數十萬，乃至上百萬“美元”（法國“人身傷害”保險賠償無上限，物質損失最高457000歐元）。中國達不到高額賠償，因為所繳納的投保費相對于車禍事故和傷亡人數，不成比例地偏低，也就是車禍過多，繳納的保費相對盈余不足。如何彌補巨大差額，應是政府立法方面的當務之急。

在藥家鑫案里，死者張妙的父親索賠58萬元，藥的父母等了幾天才登門道歉，“因為沒有湊足錢”。若在法國，肇事者向自己的保險公司通報，然后就是雙方保險公司之間的事了。藥的母親后來也懊悔“給他買車買早了”。買車是因為他做家教的地方遠，何不省去車的開銷，專心念書而辭去家教呢？很矛盾的命題。他們新車的保險狀況又是如何？總不能撞傷人就殺人滅跡，終生拖個沉重包袱吧？

害怕賠償是藥家鑫殺人的動機，買車能不把事故賠償算進去嗎？何況他是屬于易出事的性別和年齡層，在法國繳付保費最高。不過歐盟法院決議取消保險公司定價的性別區分，從2012年12月21日起生效。駕車肇事雖由保險公司賠償，但次年起保費隨之調高；相反，若無車禍記錄將獲優等積分，保費逐年降低。

法國于1958年將汽車保險定為強制保險，無投保者若被查到，以“輕罪”論，處以三年監禁及“第5級”罰款（1500歐元）。

1985年通過的一項法律規定，由肇事駕駛人的保險公司統理對人身傷害的醫療鑒定，從而加速賠償程序。反觀中國的汽車保險業，1984年時提出第三者責任保險為強制保險，但是國民投保意愿薄弱，根據一份論文研究，投保比例最高的北京市，如今投保率也還不到50％，農村有40％的車輛任何險都未保，一些農民因車禍賠償弄得傾家蕩產。業務量不足，保險公司的服務質量相應低下，加上長期無序競爭和監管不力，車險價格已降到各類保險公司所能承受的最低點。民間又欠缺車險和法規知識，遇事慌亂沖動就在所難免了。

藥家鑫的突然犯罪震駭人心，但嚴格說來不是單獨的例子。2004年3月，北京大興區農用運輸車司機李世民將一清潔工陳某撞傷，送往醫院途中越想越恐慌而將傷者棄于路邊土坑，令其傷重死亡。李世民被以“故意殺人罪”判處無期徒刑。若對造成此類不幸案件的根本原因不開始探討和全面逐步解決，只怕還會有存僥幸心理的其他李世民或藥家鑫出現。（大河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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